跨境电商新政聚焦企业出海，强调物流、合规和头部责任

澎湃新闻

近年来，中国跨境电商发展迅速，走出“新手期”，逐渐遇到物流建设、融资渠道、监管优化等结构性问题。2024年6月8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今年的《意见》将重点放在企业上，全文聚焦电商出海。从金融、人才，到基础设施和监管服务，不仅涵盖面更广，颗粒度也更细，提到诸如“借展出海”“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模式”“先查验后装运模式”等具体举措。

本次《意见》还明确鼓励出海企业加速与海外的深度合作，包括支持建立海外仓、学习海外法律和风俗习惯、积极拓展本地合作等，强调头部企业、传统企业和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责任。

本文从行业发展背景和问题解决的角度，结合对跨境电商企业的调研信息，从物流基础、合规监管和头部效应三个方面，解析本轮新政。

跨境物流：链条长，不确定性大，需强化本地合作

禧壶（上海）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宇于2021年进入跨境电商行业。他从义乌进货，在墨西哥线上平台美客多（MercadoLibre）主营箱包和户外手机。

范宇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跨境电商业务链条很长，每个环节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小概率放到一起就变成一个大概率事件。”一个产品从选品、采购、上架，到运输、清关、入仓、配送，“总会遇到点问题”。

链条中最不可控的环节是境外物流。目前出海电商物流主要分为直邮和海外仓两种模式。直邮是分成小包裹从国内仓库发货，一般至少需要两周时间，平均成本高，海外消费者体验也不好，选择这个方式的人逐渐减少。

海外仓是商家提前把货批量运输到海外的仓库，客户下单后本地发货，一般48小时之内就能送达。海外仓的优势明显，《意见》的一个重点就是“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发展”，还特别强调发展“中欧班列+跨境电商”模式。

然而，提前备货模式受当地突发情况的影响大，对商家的选品能力、存货周期管理和资金流要求更高。比如，光是“集装箱入关-进平台仓库”这一步，范宇就至少踩过两种“坑”。

第一是墨西哥港口的清关环节屡受当地政治社会局势影响。2023年，墨西哥最大港口曼萨尼约港先后经历了海关官员的换届和货车司机罢工活动，刚上任的海关行政副局长被武装突击队暗杀。“当时两个月，一件东西（清关）都清不出来。”范宇说。

第二是当地的营商环境。“产品清出来之后，从港口运输到海外仓这一段，经常遇到被盗被抢，尤其是高货值的产品。”而且，清关官员较为腐败、裙带关系严重，“谁跟政府关系比较好，他的产品的清关就会相对顺利”。后来，范宇会多备10% 的货作为预期“被偷”“被扣”的折损。

总而言之，“海外仓”是目前跨境物流优势较为明显的一种模式，但长链条和各环节不确定性，增加了商家账期延长和库存压力。这是本次《意见》出台的大背景。而针对目前海外仓模式仍存在的问题，《意见》中也提了一些解决思路。

一个是鼓励通过物流企业与东道国寄递企业开展合作，解决本地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鼓励本地合作是本次《意见》的新提法，反映了电商出海在深入。的确，与当地物流公司的合作很有门道。范宇一开始与广告铺天盖地的大型物流公司，结果经常丢件且赔偿不能覆盖损失。

“我们反反复复尝试了很多物流公司，最后发现其实一些中小型的、低调的公司服务质量是最高的，但这些公司不是你刚进来就能找到的。”范宇说，这类公司熟悉墨西哥社会，知道如何防范丢件风险，但同时它们控制营销成本，只服务少量客户，所以找到他们、促成合作需要花心思。

另一个思路是由政府出面，为海外企业物流建立绿色通道。比如“意见”中提到，鼓励跨境电商海外仓企业入驻商贸物流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是由中国政府主导，通过谈判与东道国政府签订协议，并在协议限定的地域内，由企业为主体建立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产业园区）。同时，在自贸区谈判、双边经贸联（混）委会、贸易畅通工作组中推动加入跨境电商、物流快递、支付结算等议题。

此前文件中，各类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产业园区还在“加强试点”阶段，但 《意见》已经开始号召企业入驻、加强本地合作和对接国际标准，更有建立“线上专区”等创新提法。

动态治理：对外做好合规培训，对内精细化监管

随着中国电商出海成势，海外针对跨境电商的监管对行业影响也更大。

比如，2021年5月亚马逊打击卖家虚假刷单行为，超300家中国卖家受封号处理。同时，海外平台对盗版的打击也愈加严重。不少义乌商户向澎湃研究所研究员反映，“常常是某一个产品受到侵犯产权的投诉，一整家网店都要下架被审查好几个月。”审查往往从严，“稍微有点像都不行”。

应对海外法律和平台规则的变化，新政的主要思路是加强培训，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意见》提出，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境外知识产权权益维护等培训力度；鼓励地方政府支持有条件地探索建设跨境电商合规出海服务平台，提供海外法务、税务资源对接，指导企业处理海外纠纷。

加强培训其实是在引导中国商家适应（而不是对抗）国际商业规则，这个思路有很多好处。某跨国互联网广告公司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这些年海外平台对知识产权的强调倒逼中国商家提高品牌意识，提升了中国商家国际化业务的能力，对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带起了海外合规服务的市场。

国内来说，治理的压力主要在金融、数据等安全监管。

比如，《意见》提出，鼓励金融机构为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跨境电商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这个“具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定语或许与近期依托跨境电商展开的金融诈骗有关。据报道，不少机构打着跨境电商、高额收益、一站式服务的旗号招揽商户入驻，却在短短数月后人去楼空，商户投入的资金也未能追回。产业政策需有效识别、排除、打击这类企业。

“意见”还提出，要“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允许跨境电商、跨境支付等应用场景数据有序自由流动。这一措施显示出对技术创新和跨境业务发展的支持态度，同时也要求相关企业和平台在数据流动中遵守法律法规，保障国家安全和用户权益。

头部效应：“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发挥示范作用

跨境电商已逐渐变成了高门槛的生意。范宇告诉澎湃研究所研究员，“以前非热门地区的跨境电商是小商家的蓝海，竞争厂家少，容易有爆品。但是一有爆品，大家就都来了，然后利润就薄了。”同时，跨境电商发展至今，越来越涉及专业的物流管理和合规服务，成本和信息要求都在上升。随着门槛提高，成熟的企业就越有优势。

因为头部企业比较受惠，也有影响力，所以《意见》中对它们的期待也更多。《意见》中3次提到“有条件的企业”，还特别点名了对“头部跨境电商企业”“有实力的跨境电商企业”和“领军企业”的期待。

这些期待具体包括：鼓励有条件的跨境电商企业建设独立站、海外品牌运营中心，打造品牌；希望头部跨境电商企业加强信息共享，赋能上下游产业链发展；鼓励有实力的跨境电商企业，积极应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工具，提高数据分析、研发设计、营销服务、供需对接等效率；参与制定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推动与跨境电商主要市场开展进出口产品标准对接。

此外，《意见》中还16次提到对“有条件的地方”的期待，显示出对跨境电商头部城市进一步发挥示范、辐射作用的鼓励。

“有条件的”地方可能包含哪些城市？根据《2021年度中国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报告》，目前有15个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排在第一梯队，分别是广州、深圳、杭州、郑州、宁波、上海、苏州、青岛、成都、南京、东莞、重庆、北京、福州、长沙。这些城市在产业基础、营商环境、交易规模、产业链主体、跨境电商载体、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

《意见》号召这些城市创新地方产业政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向：加速跨境电商赋能本地传统产业；为重点领军企业提供“一企一策”甚至“一对一”的服务；组织企业赴境外参展；出台跨境电商行业高层次人才认定标准；探索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探索建设跨境电商合规出海服务平台。

总而言之，根据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的说法，《意见》根据专题调研、针对行业企业诉求形成，反映了过去几年行业的新变化。

相对以往以国家为出发视角的“粗线条”政策，本次新政把重心转移到培育和号召企业上，关注协会和地方行业组织等产业生态中的多元主体，点名了诸如“开设跨境电商+小语种相关课程”和“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产业发展基金”等具体的指导意见，还新增数据安全、合规经营、加强本地合作和丰富出海资讯等内容。

但是，目前《意见》的主体仍然是方向性的号召，具体落实还等待地方出台细化举措和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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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研究所研究员 谢秋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