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寻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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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从历史看管理》（全5册）

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

寻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这一套书，撰写的目的，就是针对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中国管理学、经营学的观念。我意不在为中国的文化张目，而是对中国传统的经营学、管理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所交代。

《许倬云看历史》5册

三十年前，在撰写过程中，台湾地区的经济正在起飞，当时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的主持人简静惠女士，约我对那些企业家做一系列的谈话，分析中国几千年来企业界如何处理自己的问题。

开宗明义，我必须先做解释：这几本书涉及的资料，几乎都在政府组织的范畴，我引用这些材料，意在讨论企业界面临的课题。管理类似治国，而不是治国；经营类似作战，而又不是作战。管理，乃编组由专业人才组成的工作团队，俾得有效的经营；经营，乃取得必须具备的信息，了解其反映的意义，驾驭形势，有效运用资源，获得最大的合理利润。

管理异于治国，因为治国求安定，而企业的团队，则必须能发挥高度机动性；经营异于作战，因为作战目的在克敌制胜，而经营的目的却在赢得最大可能的同业合作和协助，开拓最多的客户与市场，博取最大盈利。经营，必须以内外“和”谐为贵，不在克“敌”求胜。经营之道，最需顺应形势，避免逆势，以致劳而无功。

盼望读者朋友们体会这些观念，从这几本拙著中撷取内涵，其运用之道则在乎一心。其实，本篇序文陈述的内容，也大多是在历史上出现过，有利于当今企业发展的情势，以及中国传统企业界长期尊敬持守的行为规范。我的讨论，既不是深文高调，更不是“武林秘籍”，只是一些平常见识而已。

长久以来，学者们都以为世界的管理学和经营学是以地中海周边为起源，发展形成了一套特殊制度。欧美挟其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威风，席卷世界市场，于是，大家以为它们那一套管理学和经营学，乃是最先进也是最完备的。然而，从历史追溯发展的途径，这一套管理学和经营学，自17世纪以后，本身经历了许多变化，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并不是落地就拥有完美的制度。

再从别处历史来看，在中世纪晚期，迄于西方力量压过伊斯兰教时，伊斯兰世界也曾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其商业版图笼罩地中海到印度洋，以及大半个欧亚大陆。

再从比较近代的历史来看，日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在19世纪后期才突飞猛进的。一方面，他们从欧美学习近代企业文化；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界也拥有一些自己的发展特色。以其中著名的案例言之，松下系统——这个庞大的企业集团，其本身的管理精神，就是将中国的儒家阳明学与佛家禅宗的精神结合，转型为松下的管理方式。他们有一个“松下塾”，经常在此机构训练自己的干部。

中国的企业发展，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春秋时代，五霸之首齐国进行整体的改革，将封建制的管理转化为在国家体系下的专业管理。《管子》这部书，不一定是管子自己撰述的，可能是由不同的学者，将齐国发展的历程和后来的主要特色总结集合而成的。齐国的那段经验，是在庄园经济以外开拓了市场经济（原文如此。指相对自由的商品化经济——编者注），这使得齐国的国力不是仅仅立足于土地的农业生产，而是以其国民相当部分力量投入专业的生产，例如海产和盐业，以外销换取利润，支撑诸侯国的整体发展。

《管子》，南宋绍兴二十二年瞿源蔡潜道墨宝堂刊本

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中，诸国都想要尽可能发展自己的实力，仅仅依仗土地的收入是不够的。而且因为列国本身不断开拓疆土，也开发非农资源，以此转化为财富，用来维持国家继续发展，俾得本国在列国竞争之中争取有利的地位。这些国家，是在列国体制之下发展“国际交易”。在中国广大经济网内，列国之间既有竞争，也彼此依靠，这其实和十八九世纪以后，欧美世界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态颇有类似之处。

战国以后，秦代以及汉初，从《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食货志》可以看到，以城市为基础的作坊生产、运输业和零售业，都已有相当规模。活泼的经济和都市化，两者之间有惊人的关联性。举例言之，以零售熟食为业的商

人，竟富可敌国，宛若今日的麦当劳。

中国经济在汉代以后，有一个长期的停滞，市场经济转化为实物经济。唐、宋时期，中国才有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货币代替实物，又成为交易的主要媒介。在唐代大帝国的安定环境之下，地区间的贸易交流获得强大的活力。举例言之，这个时期，为了国内货物的交流，国家设立了专门监督和管理资源流通的转运使。宋代经济特色，乃是有一些专业的榷场与作坊。这些榷场和作坊一部分是国家的专利，一

部分是由国家掌管相当部分的经营，生产的货物包括钢铁、瓷器、五金用具、茶、酒类等。这些国营或半国营的企业，拥有一批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据我一位老同学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美国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从《宋会要辑稿》中统计，当时中国的钢铁产量超过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其海外贸易的收入支撑了半壁江山，居然使南宋富足繁荣百余年。这些国营企业和半官营的海上贸易，都具有利用专才的特色，其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不是一般商业可以提供的。

明清时代，尤其是16世纪以后，美洲的白银流入中国，中国地区的经济，正如欧洲经济一样，因为以白银作为货币，出现所谓“价格革命”的现象，刺激经济快速发展。虽然欧洲人，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的人，前后掠夺美洲财富，成为最大的赢家，中国却吸收了美洲白银相当大的一部分，扩大了内需市场的规模。

明初永乐年间，郑和六次下西洋的大局，实际上已经将中国与印度洋之间的海陆交通连接成为海上的康庄大道。但永乐以后，中国采取闭关政策，不再有官方主持的海上贸易。那些“海商集团”，乃是沿海居民自己发展的私下贸易，将中国的商货转贩给欧洲商舶。当时，其实已有相当数量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商人，建立了国际贸易的基地，但是明廷并不鼓励，而且还将这些商人视同海寇，加以惩罚。

虽然形势如此诡异，中国的企业界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肆应之道。那些“海商集团”挟其白银收入，在各处设立收购商货的据点，将货物转运到港口，然后与西方商舶交易。仅白银和官方发行的铜币二者间的兑换，就是相当复杂的经济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明代后半期出现了许多长袖善舞的大商人，他们以政府无法管制的贵金属，兑换官方发行的铜币取得厚利，再从货物的收购和转运之中一层一层地获取利润。

明代商人，以汪道昆为例，交游广阔，其经营企业的范围跨越不同行业。很多商人也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在从事企业经营的过程之中，他们将儒家的人际关系和彼此尊重等理念灌注于企业经营的过程。明清两代，安徽的典当铺和钱庄、山西的票号，许多都是跨越数百年的大企业。除了这种以货币兑换和汇兑为专业的金融业，清代还出现了一些老字号，各自在其专业的范围之内发展规模庞大的企业。例如，丝绸布料的商号“瑞蚨祥”、制药业的“同仁堂”和几家山西的著名票号，如“日升昌”等，它们专注于经营一种事业，可是分号遍布全国。

那些零售业的大商家定下的货品标准和价格，包括收购原料、产品的价格以及零售的价格，都有全国同行追随。同一行企业设立统一标准的现象，并不受政府的约束，而是由市场本身的调节得以确认和肯定的。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可以说已经相当现代化。山西票号和安徽的钱庄，灵活地运用不同地区间的汇兑差额，以及货币的充盈或不足，将其转化为采购货物、转运、零售的机制。它们也参与国际贸易，比如北路茶叶的外销，其终点是东欧与北欧。由于票号是专家经营，世世代代通过学徒制度训练自己的职员，这些国际贸易的经验才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标准。

这些“儒商精神”，在企业内表现为重视从业人员本身的企业道德，职员忠于企业，企业照顾职员的终生。它们也注重严格的考绩，以决定奖惩。它们的企业精神以“同仁堂”为典型，“同仁堂”标榜“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以自我警戒的敬业精神，坚持专业制药的水平。这些大商家都拥有庞大的财力，它们会尽力扶助中盘和各处的零售同业，编织一个同业之间的巨大网络。在网络内，同业之间遵守同样的企业精神，保证诚信和服务质量。企业界与政府之间也有互动关系。例如，清代中叶以后，凡有国家大事，都有这些大商家接下挹注的任务。江浙的商号“胡庆余堂”的主持人是“红顶商人”胡雪岩，他就曾经承担左宗棠大军的后勤业务。

清代晚期，国家把在各处征收的税收汇集到中央，再由中央分散到地方，支付全国政务费用。这一工作并不经由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处理，而常常由这些大商号执行。官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私人利益的结合，而是商家在合理的利润之下替政府完成转运的工作。这些大商家通常都会担起地方社会福利的任务，救苦济贫也是从自己的小区开始，同业之间，他们对需要帮助的同业人员，通常给予必要的援助。

中国式的儒商精神，其实比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并不逊色，反而更多一些人情味。这种儒商精神并不立足于对上帝的敬畏，而是建立在人对自己良心负责之上。

自19世纪末期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一步步卷入世界经济圈。今日所谓全球化的经济，其实不是20世纪突发的现象，而是自古以来逐步产生的长程演变。在最近这一个半世纪内，中国卷入世界经济。20世纪的前半段，以沿海几个大商铺为中心，中国传统的企业家与归国留学生，以及外商的买办，彼此观摩合作，逐渐形成中国式的现代企业伦理。

以我自己比较熟悉的现象为例：我的故乡无锡，是中国近代纺织业与面粉业的中心。有几家无锡的企业，虽然以上海作为发展中心，但它们的分厂和分店却遍设全国。山东、湖北的企业家在发展同样的企业时，往往从无锡的同业间借才，聘用无锡的专业人员，建设他们自己的工厂。

无锡荣家的起家，是由于他们能灵活使用无锡当地的“仓厅业”（米市的存积）和加工蚕丝的茧行，将本来可能闲置的资金用于开展新的机器工业。他们将学徒制度和专业的学校训练合并为一，培养了一大批有用的干部。这些地方的从业人员有一定的家庭背景，由于家庭之间彼此监督和观摩，荣家企业的干部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他们自己从业的精神以诚信为主，求利反而在其次。他们也知道怎么利用广大的人脉编组信息网，收集世界和国内的商情和市价，企业总部得以借此决定筹划长远规划和近期的政策。

20世纪前半段，中国现代化的企业已经具有自己的经营特色。上海、广州、天津的华商，其经营的层级和效率都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无须从西方学习“现代企业管理方法”。

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自1949年以后，也划分出两条路径。台湾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其实依仗的并不是从西方学习的经验，而是当地企业家的长期探索。一方面延续20世纪前半段在沿海商业都市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另一方面，台湾地区的企业界也学习日据时期日本发展现代企业的精神。二者彼此扶掖，台湾地区才能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迅速地完成企业的现代化。这也使得台湾地区的经济跻身于世界经济的前列。

中国大陆的经济，在过去半个世纪，经历了一些波折和探索，逐渐回到市场经济应有的经营方式。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无可讳言，在这段发展历程中，政府的主导是重要的因素。同时，最近这二三十年来，民间自动自发经营，已经逐渐建设出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

在这个时期，世界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由于科技发展，人们开发了许多新的资源，也发明了许多新的技术，以生产新的产品；另一方面，因应全球化的需求，信息的流动促进了物资和资金之间的流动。凡此都是全新的现象，中国企业界，尤其是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在这方面学习的速度颇为惊人。我们可以瞻见的前途是，世界的大企业，将逐渐从“一条龙”式的经营切割为分段的转包，如此形式将有利于每一个经营的环节。会有许多专业团队，在信息流动的条件下，参与物流和全球经济的不断重组。这一趋向和中国唐、宋以后出现的现象，其实相当类似。

前述明清时代大商家的经营，同行之间的互济和一层层的分包，都是常见的现象。以当时信息流通的条件，它们尽其所能，快速地将信息传递到有关单位。它们分担风险的方式，因为同行之间的互助以及跨行企业的合作，实际上也已具有共同保险的形式和精神。以上这些发展，与中国自己过去长程发展的传统相吻合，今后，大概可以很容易地蜕变为中国式的经营方式，有望在世界的企业文化中独树一帜。

我们尤须注意：中国过去建立了良好的信誉，直至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商人的商誉乃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企业内部的协调和互助，以及企业与雇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出名地和谐。但在利润驱使下，某些企业只注重短期经济效益，或使用次级原料，或在制造过程中偷工减料，使得“中国制造”形象受损。中国企业界中的某些人应为此汗颜。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如何重塑“中国制造”的价值，就看中国的企业家能不能从过去汲取经验，重塑“对得起良心”的人本精神。

这几本书合在一起，写作完成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而当时的读者对象是台湾地区的企业界。此次在中国大陆重新出版，正当中国的企业要迈开大步向前发展的阶段，谨以这篇序文，诚恳地陈述我对于中国企业界的期盼。正因为爱之深，才言之切，国人当能谅解海外中国老人的苦衷。

许倬云序于美国匹兹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