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民族研究的文化内涵

来源：广搜网  日期：2017/10/21 13:49:52   浏览次数：    我要收藏

费孝通民族研究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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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本文较为系统地总结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试图寻找其内在的文化探索逻辑。民族研究是费孝通毕生从事的工作，同时也是他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主线不断提升其整体的学术思想。金秀大瑶山调查让他切实感受到文化构成和文化模式，由此引发多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中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他着力于引导性文化变迁，以“志在富民”的胸怀推动社会进步；老年后他进一步关注全球化下的文化失序，在深刻的文化总结和反思基础上，强调文化调适和文化自觉，为推动和谐中国、和谐世界建设做出了卓越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费孝通 民族研究 文化探索
　　为纪念费孝通、王同惠大瑶山调查八十周年，借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所“创新工程”重大专项课题《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2014年我第三次带队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所在的大瑶山开展追踪调查，2015年出版了《金秀卷》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2015年是费孝通江村调查八十周年，我第四次到苏州市吴江区，与师友一起拜谒费老墓地，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开玄弓村。回顾费孝通的一生学术经历，我总结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二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边区城乡重行行，文化自觉强华夏，和而不同安天下”。
　　在跟随费孝通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他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却总是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却发现费孝通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而仅只是在民族研究上着力最早且持续一生，他是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不懈努力。可以说费孝通终生都走在文化探索的路上，而且是以民族研究为主线的递进探索过程。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展开，又是如何步步深入，包含着什么样的内在逻辑呢？
　　一、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知识
　　早年的费孝通，饱受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和父母亲乡土情结的影响，再加上当时救国强国的社会氛围，使他从学医救人转变为学社会学以救中国。在燕京大学二年级时，费孝通和哥哥费青一起翻译了英国人詹姆斯·艾伦的《在龙旗下——中日战争目击记》，在《再生》杂志上连载，文章详细记载了作者亲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烈场景。“译者的话”表达了兄弟俩当时的心情：“译者在逐句翻译时，虽则眼前只见懦弱和卑鄙，残暴和凶恶。但对于我民族，我世界，我人类，依旧抱着无限的希望。”[1]正是这种希望和责任，使费孝通树立了“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的信念。
　　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习，给了他基本的学科框架和更大的不满足，因为课堂上缺少现实的中国。他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中说明他们去大瑶山的原由：“我们是两个学生，是念社会学的学生。现在中国念社会学的学生免不了有一种苦闷。这种苦闷有两个方面：一是苦于在书本上，在课堂里，得不到认识中国社会的机会；一是关于现在一般论中国社会的人缺乏正确观念，不去认识，话愈多视听愈乱。我和同惠常在这苦闷中讨论，因为我们已受了相当社会学理论的训练，觉得我们应当走到实地里去，希望能为一般受着同样苦闷的人找一条出路，换言之，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2]
　　师从史禄国的两年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生经历，给了他类型加比较的基本研究方法，1935年和新婚妻子王同惠的大瑶山调查，成为他真正从事文化研究的起点。“异”文化的强烈感受和一死一伤的惨痛经历，使他对文化有着与别人完全不同的理解。费孝通自己总结到：“我通过瑶族调查，对社会生活各部门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看得更清楚和具体了。这种体会就贯串在我编写的这本《花篮瑶社会组织》里。我从花篮瑶的基本社会细胞家庭为出发点，把他们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生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了叙述。”[3]以至他自认为进山前他是体质人类学工作者，出山后就变成社会人类学工作者，不自觉地掌握和应用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比较的认知方式，已经开始扎根。费孝通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话中专门聊起这一转变：“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这是从我对体质类型研究——从体质人类学自然出现的方向。我随后把它应用于人类文化类型。因此我要说我的主要观点和研究方法在三十年代早期已经形成。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4]大瑶山调查以后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等著作，无非是对中国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文化归纳和比较的顺势推演，是从大瑶山老根上长出的新枝。文化的完整性和不同类型的比较，这是费孝通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费孝通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编后记中，明确表示进瑶山调查，是想为研究社会的人提供一个观点，为要认识中国社会的人贡献一点材料。“我们所要贡献的是什么观点呢？简单说来，就是我们认为文化组织中各部分间有微妙的搭配，在这搭配中的各部分并没有自身的价值，只有在这搭配里才有它的功能。所以要批评文化的任何部分，不能不先理清这个网络，认识它们所有相对的功能，然后才能拾得要处。这一种似乎很抽象的话，却正是处于目前中国文化激变中的人所最易忽略的。”[5]有了文化是完整结构而且其子系统不断平衡的思想，费孝通告诫人们面对旧中国这一部巨大的老机器，虽然人人都急于改造，但不能随意“拆搭配”，否则运转更不灵，要有效地改造中国，首先要充分地认识中国，进行中国各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因此就有了抗战时期的“魁阁”的艰苦奋斗精神，参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讨论以及相继推出了《云南三村》、《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皇权与绅权》、《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等一系列的早期作品。费孝通自己介绍说：“依我这种对社会学趋势的认识来说，《生育制度》可以代表以社会学方法研究某一制度的尝试，而这《乡土中国》却是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6]从这两本费孝通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中，不难看出大瑶山调查在学术上对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回顾费孝通的人生，正如他诗里写的一样“多经暴雷雨”、“荣辱任来去”[7]。他经历了两次婚姻，前妻王同惠大瑶山之死是他一生的痛，促使费孝通坚定不移地去实践他们年轻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毕生“用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他经历过三次死亡考验：1935年大瑶山是“我应该死而没死”，1946年昆明民主运动是“有人要我死而我没有死”，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我考虑过自杀但是没有去做”[8]。无论人生如何起伏跌宕，费孝通都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所认定‘从认识中国来改造中国’是救民族的正确大道，”坚持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费孝通在晚年写道：“我是想从人类学里吸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科学知识。我这样说，也这样做。一生中虽则遇到过种种困难，我都克服了。年到七十时，我还是本着这个‘志在富民’的目标，应用人类学的方法，到实地去认识中国农村，中国的少数民族，凡是穷困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富起来。我是由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里得到的方法和知识去做我一生认为值得做的有意义的事。” [9]
　　二、志在富民推动引导性文化变迁
　　新中国的建立，极大地鼓舞着爱国知识分子，他们热情洋溢地投身新国家的建设中。费孝通受中共中央的委任，参与了民族慰问、民族识别、民族大调查、民族学院组建及其相关的教学活动，这不仅使费孝通对中国多民族多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将他的学术思考和研究引向了第二个阶段，即学术为社会服务，开展社会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就研究内容上说，从文化模式和类型比较，转向对文化变迁、特别是引导性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应用。如建国初的民族慰问活动，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1950年春由中央民委主持开展的“上来下去”为主题的民族工作。所谓“上来”，就是请地方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到内地参观，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以联络民族感情，了解民族情况。所谓“下去”就是组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去访问，传达中央和毛主席对各族同胞的关怀和慰问，宣传《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10]。民族识别是新中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前提，而民族大调查既是配合民族识别，也是为了摸清家底，保存珍贵历史文化资料，组建民族学院是为民族地区培养建设人才，都带着强烈的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以及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的政治意图。
　　费孝通不仅参与和领导了这些活动，他的文化研究相应也转变在推动文化变迁上。这个时期他写的《兄弟民族在贵州》、《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贵州省穿青人民族成份调查报告》、《大理历史文物的初步查访》等就是其代表性作品。最典型的是1951年11月费孝通担任中央访问团副团长、广西分团团长时所写的《广西龙胜民族民主建政工作》一文，给我们呈现了当时广西民族地区民主建政、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具体做法：“民族民主建政加强了民族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原来，干部思想上对民族民主建政有顾虑，怕少数民族闹独立，不好领导。事实则相反，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要求，他们就会更相信和更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相反的，我们知道有个别地方，因为怕少数民族闹独立，不敢提区域自治，结果群众要求更激烈，自己去开会，怀疑政府，反而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回顾广西以至全国六十多年的民族关系，我们不能不感慨当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英明、政府民族工作的深入细致以及党的民族政策所产生的长远效应。其关键就是全心全意代表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充分信任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这对我们推进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无启示。
　　改革开放以后从二上大瑶山调查开始的第二次学术生命，让费孝通格外珍惜，年届七十的他以“只有十块钱”来惜时如金。1978年费孝通再到金秀大瑶山调查，对比解放前后四十三年的情景，他欣喜地看到“换了人间”，金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81年他三上大瑶山的时候，他看到政治上的区域自治和经济上的互惠互利之间的矛盾。解放以前金秀是七个县分而治之，解放后在1952年建立起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在政治上实现了瑶族的平等和自治，但是在经济上反倒形成了一个山地和平原的隔离，画地为牢。平原的汉族想要山里的木材，山里的瑶族每年缺粮两个月，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时期，汉族到山里偷砍木材，瑶族见到就赶走，瑶族到山外去赶集，想买点粮食，汉族也不卖。画地为牢的结果，出现了一个政治上平等却在经济上割断了联系。在费孝通的一再呼吁下，1984年经国务院批准，把原来属于外区的桐木镇、头排镇划给了金秀，这样就使得金秀不仅有山区，还有平原区，不仅有林区，还有农区。尤其是今天的桐木镇，已经成了金秀县最大的城镇，人口超过了县城，而且也是整个金秀县的工业基地，费孝通据此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不是画地为牢，既要体现政治平等更要加强经贸联系。1982年四上大瑶山的时候，费孝通又指出“因地制宜，多种经营”，山区不能够以农为纲，也不能够单纯地搞工业，为老百姓致富出了很多主意。1988年五上大瑶山，他不只是看到了大瑶山，提出构建岭南开发区，实行整体连片发展战略，进而形成与香港、东南亚、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区。为以后形成的东盟10加1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出了先声。
　　三入江村的调查，将费孝通的文化类型比较和引导型变迁接续上他毕生研究的另一条线，即从开弦弓村的调查，再加上云南三村的调查，走出了城乡关系调查研究的路子。通过城乡关系到边区开发研究，他抓住了中国最要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发展问题，在中国特定的背景下，中国的工业化是从乡镇企业开始的；他紧接着看到边区，比作全国一盘棋下的“两个眼”，最初从知青返城带来的人口问题，扩展为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他从一个村，上升到小城镇，总结出多种发展模式，最后扩大到整个区域发展。具体来说，费孝通从吴江开弦弓村和大瑶山六巷村的调查开始，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1957年二到江村调查他就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割断了城乡关系，城乡分裂的结果是粮食增产了，农民却更穷，反而吃不饱了，这也是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新中国在建国初特定的环境下，不能不集中全部力量搞工业化、推进城市化，部分牺牲了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改革开放过后，国家日益重视“三农”问题，全国改革从农村松绑搞活开始，费孝通及时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乡镇企业应声而起，首先表现为苏南模式，以集体所有制为特征的草根工业。接着他总结出珠江模式，以港澳台“三来一补”，资金、原材料、市场三头在外，但在大陆加工，发展外向型企业。紧接着他发现以个体私营为主的温州模式，以后又有以庭院经济因地制宜的民权模式等。他在全国总结出不同发展类型的好几种模式，国家也建立了各级乡镇企业局，指导和鼓励各地农村乡镇工业的发展，逐渐改变了各地的产业结构，引导中国成功跨越小农经济的桎梏。美国学者文一总结中国独特而快速的工业化道路时指出：“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国的原始乡村制造业开始繁荣，继而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使中国的重工业能够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飞，并从此开始超越一个又一个当代制造业强国；并最终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11]这一历史进程，费孝通的《行行从行行》等著作都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正是费孝通的草根工业理论和乡镇企业多种发展模式总结，揭示并引导中国独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
　　乡镇企业大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乡镇企业出现转制转型，形成了私营个体经济大发展和多种所有制共同繁荣。费孝通又将思路上升到区域合作发展的新模式上，他在1987年提出黄河上游多民族开发区的设想，主要是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两个地方跨地区合作。九十年代初他向中央建议搞长三角开发区，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带动整个长江流域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国家战略，上海率先进入“自贸区”实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武汉重庆考察，高度重视长江流域黄金水道建设问题。费孝通在珠江模式追踪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珠三角模式和南岭协作区的整体扩大，与东南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一倡议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东盟十国的普遍响应。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费孝通几乎同时提出黄河三角洲开发，在天津专门讲过几次设想，强调港口与腹地的关系，对沿渤海湾开发和港口建设专门向中央提建议，今天也发展为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包括现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是费孝通最早提出激活早就存在的丝绸之路，带动西北、西南的整体发展，在他的“凉山行”和“甘肃行”中就能找到根。费孝通总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紧贴中国的实际，针对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不断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先后去吴江28次、甘肃11次、广州5次、常州5次……，跑遍了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各个省区，他总结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富民，思考最多是中国发展之路，着力于引导性文化变迁，努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三、从文化反思、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费孝通沉寂了二十年。政治风云变幻所带来的国家和个人遭遇，对于一个学者既是灾难也是一笔财富。从受人尊敬的领导和教授，到“不准乱说乱动”打扫学校厕所的改造对象，“文革”这段角色颠倒和错乱的经历，使费孝通意识到在过去的调查研究中，“始终是一个调查者的身份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换一句话说，我是局外人的立场去观察一个处在生活中的对象”，认识到社会和人是辩证统一体中的两面，在活动的机制里互相起作用。他晚年反思潘光旦先生为《生育制度》一书作序时所写的《派与汇》，当时就批评他“见社会不见人”的倾向，忽视生物个人对社会文化的作用[12]。“这种自觉可说是一方面既承认个人跳不出社会的掌握，而同时社会的演进也依靠着社会中个人所发生的能动性和主观作用。这是社会和个人的辩证关系，个人既是载体也是实体。”这种新人文思想，使费孝通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又一次的飞跃，进入了心态研究的层次。他说：“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13]这也埋下了费孝通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的伏笔。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先面临人口和就业两大社会难题，费孝通通过对大瑶山和江村两地的重访，在1983年提出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要做活这块棋，拿围棋的语言说，必须做两个眼，就是要为新增的人口找到两条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去年我带着这个问题访问了我家乡的农村，又访问了广西、新疆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看出了可以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14]从此以后，费孝通就沿着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这两条大思路，行行重行行。
　　费孝通一直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最早提出边区开发的构想，主张“以东支西，以西资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为新世纪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鸣锣开道。根据在内蒙古包头等地的调查，他提出要防止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两个失调”，较早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面对剧烈社会转型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化困境，他提出发挥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优势促进当地发展的思路，重点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问题。他强调指出：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要帮助他们发掘出来，帮助他们发展。……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我们现在搞的人文资源的开发，就是要重新去认识它、理解它、发掘它[15]。“所以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大声疾呼，要注意对古代文物和传统文化的保护，要只是为了一点小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了我们几千年文化遗存下来的一些宝贵财富，那就得不偿失了。”[16]
　　从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开发，进而提出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发展，标志着费孝通的民族研究视野的不断扩拓，更是从民族研究不断拓展他的文化探索思路。他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一文中写道：“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7]事实上他早在八十年代末的东部发达地区调查中，就发现农民家里没书也无读书的热忱，这不仅有悖于中国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也不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的现代理念，他提出“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性提问，民族地区的文化失衡现象更令他忧心忡忡。
　　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思成为国际性的学术议题，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平静。人类怎样面对新世纪“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特征，建立一个和谐的地球家园成为费孝通深思的大问题。他在1990年八十岁生日时，提出了著名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愿景。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更引起他深刻的关注，结合一生的民族地区调查研究经历和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教研积累，他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认同基础，有力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不仅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并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成为定义中国民族关系和走向的核心概念。
　　费孝通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释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及结构层次问题之后，他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民族秩序论，阐释具有文化差异性的民族“如何和平共处在一个政治经济组织里面”的“一体化”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是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这一点与西方的民族观念很不相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即历史的经验不一样。所以中国历史上所讲的‘和而不同’，也是我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另外一种说法。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18]这与美国学者亨庭顿的“文明冲突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更加符合人类迈向光明未来的大趋势。
　　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一位鄂伦春族学者率直地向费先生提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里，人口只有5000人的小民族鄂伦春族，居住在偏僻的深山里，生产力比较低，怎样才能生存下去？[19]引发他关于“文化自觉”的系统思考。“是保护文化还是保护人”的尖锐提问，使费孝通浮想联翩，他不仅亲自到黑龙江省哈尔滨、佳木斯、同江等地考察，看望了赫哲族同胞，发表了题为《小民族大家庭》的文章，而且积极推动国家民委组织的“人口较少民族”调查和“兴边富民”行动，进而联系到中国社会的文化失衡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他深刻体会到文化转型的重要性，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化自觉’的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20]
　　费孝通晚年的思想，其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费孝通毕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1998年费孝通出席北京大学举办的“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国际系列讲座暨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先后发表题为《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世变方激，赶紧补课》的讲话。他通过重读学科经典，特别是反思几位恩师的学术思想，对毕生的文化研究做了深刻的反思，从马凌诺斯基的文化发现和分析，进一步领会史禄国“心态”和认同层次上的文化意义，提出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要打破学科边界，从更大的范围内认识和反思文化问题。
　　费孝通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概括为“三级二跳”。我们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从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逐渐走进工业文明，但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完成，中国又迅速进入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创造了世界文化变迁的奇迹，相应遗留的问题也特别多。“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进入‘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将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21]”因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自觉的重要性，他详细解释道:“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22]
　　费孝通不仅对文化自觉的概念进行了详细定义，还强调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的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23]在费孝通去世十一年后的今天，我们眼看着伟大祖国日益强大，不难发现他的思想一直活在人间。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展开、兴边富民工程的步步深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自贸区试点以及最新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无不包含着费孝通区域发展理论的思想火花。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减少贫困人口、生态文明建设等成为国家战略，回应着费孝通关于自然和人文“两个失衡”忧虑。文化自觉的思考，引发了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的讨论，习近平同志强调最基本是“文化自信”；以“中国梦”为目标的文化重建，正在回答费孝通“富了过后怎么办”的历史提问。“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最大限度凝聚各族人民智慧和力量、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美好世界”的理念更成为建设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强大思想动力……
　　四、结语
　　通过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的系统梳理，综合研究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的内在逻辑。他的一生基本上是通过民族这一文化群体的调查研究，不断递进升华他的文化分析层次。通过大瑶山的实地调查研究，运用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分析方法，很好地呈现出文化的结构和功能，再通过类型加比较的研究方法，既产生了《江村经济》及《云南三村》的实地调查成果，也写作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美国与美国人》等文化及制度的比较研究成果。但他的目的不仅是认识什么是文化，而是“从认识中国到改造中国”，所以他从学术生涯的起点就包含着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取向。解放初期的民族访问、民族识别和民族大调查，基本沿袭着这样的思路和取向，文化变迁特别是引导性文化变迁的意图日益明显。
　　改革开放后爆发的学术活力，则充分体现出他对推动文化变迁和文化调适的努力。他从重上金秀大瑶山的调查开始，接着三进江村再调查，面对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大题课，提出全国一盘棋的“两个眼”大思路，走出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两条研究主线，总结和比较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从点到线再到面，不断提升和扩展研究思路。每到一地先虚心当“小学生”，用他的知识和智慧及时把老百姓的实践和创造提升总结出来，“你在搞志在富民的路子，我在写志在富民的思想”，以“文化打补丁”的比喻来发现文化的调适，以从实求知的态度总结并引导中国整体的文化变迁。
　　费孝通八十年代末在江苏、广东等发达农村调查时，就发现富裕起来的农民精神世界荒芜的现象，他就敏锐地提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在内蒙古的考察他发现自然和人文的“两个失衡”问题。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他总结几十年的民族调查和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光辉思想，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民族认同提供强大理论支撑。在他八十岁生日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在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时代力图构建“和而不同”而不是“文明冲突”的世界。九十年代针对中国小少数民族在剧烈的文化变迁中文化严重失衡的现象，联系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如何把好文化转型的主动权，他的“文化自觉”思想横空出世，为日益强大的中国找到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习近平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大会主旨演讲中，专门引用费孝通名句来申明当今世界格局中的中国观点：“要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建党95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他进一步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有了文化反思、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就能够在全球化时代把好文化转型之舵，更好地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